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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得主阿吉翁新获BBVA基金会“知识前沿奖”

孙冶方基金会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 2022-08-25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得主阿吉翁新获BBVA基金会“知识前沿奖”


           

2020年3月18日,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七届(2016年度)获奖者菲利普· 阿吉翁(Philippe  Aghion)荣获第十二届BBVA基金会“经济、金融与管理知识前沿奖”,和他一同获奖的还有彼得· 豪伊特(Peter  Howitt),此奖表彰他们对“创新、技术变革和竞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作出的基础性贡献。


 2017年,菲利普·阿吉翁与蔡婧、马赛厄斯•德瓦特里庞、杜罗莎、安·哈里森、帕特里克·勒格罗合作的《产业政策和竞争》(载《比较》2016年2月第82期,原载《美国经济学期刊:宏观经济学》2015年第7卷第4期)荣获第十七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在欣闻阿吉翁教授获得BBVA奖后,第一时间向阿吉翁教授发出贺信。


阿吉翁教授收到贺信后,对李剑阁理事长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尊敬的理事长:


我不知该如何感谢您的贺信以及您曾授予我的孙冶方奖。您过去多年对我的支持是无价的。我盼望着在疫情过后,尽快与您相见。


最温暖的致敬

菲利普



图为《产业政策和竞争》一文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奖委员会的颁奖词写到:产业政策的作用机制和效果如何,一直是经济学界和决策者所关心的重要问题。菲利普·阿吉翁与蔡婧等著《产业政策和竞争》,以中国为现实背景,讨论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可以提高生产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著作运用1998—2007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比较系统地证明,在竞争性部门实施旨在维持或促进竞争的产业政策,对生产率增长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竞争越激烈,越能改善企业表现。因此,产业政策的重点是维持和促进竞争。这些结论对于正确看待和实施产业政策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图为《产业政策和竞争》作者代表杜罗莎在颁奖大会上领奖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从第十四届开始,突破了在国内权威出版物上遴选作品的惯例,开始关注在国际权威出版物上,以中国经济为论述对象的优秀著作和论文,包括外文和外籍人士写成的。这大大扩展了评选范围,扩大了基金会在国际上的影响。这样做有利于提倡和鼓励年轻学者更加注重遵守国际学术规范,积极参与国际学术讨论,有利于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的声音,也有利于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从而在整体上提升中国经济学界的学术水平。自第十四届开始,先后有12位外籍学者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他们是:Larry Epstein 、Mark R. Rosenzweig、Kjetil Storesletten、史泰丽、Fabrizio Zilibotti、林重庚、迈克尔· 斯宾塞、佐藤宏、菲利普·阿吉翁、马赛厄斯•德瓦特里庞、安·哈里森和帕特里克·勒格罗。


阿吉翁和豪伊特共同建立“新熊彼特增长分析框架”



第十二届BBVA经济学、金融学和管理学“知识前沿奖”授予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表彰他们“对创新、技术变化和竞争政策研究所作出的基础性贡献”。 


BBVA知识创新奖评奖委员会因COVID-19冠状病毒大流行,今年以远程通讯评审做出上述决定,奖励阿吉翁和豪伊特建立以创造性破坏过程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理论,“在现代经济理论框架内复兴、发展并在经验上证实熊彼特关于宏观水平的生产率增长来自创造性破坏过程的思想”。


“创造性破坏”概念在1940年代由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倡导而广为流行。在熊彼特看来,宏观上的生产率增长来自创新企业在竞争中逐出和代替生产率相对落后的企业。这一过程无止无歇,使增长得以持续。但直到1980年代初,主流的增长理论仍是新古典模型,该模型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实物资本积累方面,技术变化完全作为外生变量处理。1990年代初内生增长模型开始流行,但当时的内生模型一方面将增长看作经济和制度体系的产物,另一方面并不清楚经济和制度安排支持增长的机制。


阿吉翁与豪伊特1992年在《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杂志联名发表经典论文《一个创造性破坏的增长模型》(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建立了阿吉翁-豪伊特模型(Aghion-Howitt model),也被称为“新熊彼特”(neo-Schumpeterian)框架。该模型不仅将熊彼特倡导的微观创造性破坏机制与宏观上的生产率表现联系起来,而且在实证方面和规范方面能够用来识别促进和阻碍创新与增长的政策。


阿吉翁-豪伊特模型含三个核心思想:第一,创新是长期增长的引擎。经济增长需要以此前创新为基础的创新。第二,创新来自追求创新的企业家。第三,经济增长是新旧之间冲突的创造性破坏过程。新技术既带来各种好处,也使旧技术过时,人力资本的知识、技能变得落后。只有解决新旧之间的冲突,社会才能享受经济增长的果实。基于上述设想,他们利用让·梯若尔(Jean Tirole)建立的微型模型刻画厂商和市场结构,并使其成为宏观增长模型里增长过程的核心,这使熊彼特的思想变得“可操作”,理论与经验研究之间得以形成持续的对话关系。


1992年以来,阿吉翁和豪伊特提出的分析框架被广泛用于分析增长政策和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阿吉翁本人所做的一部分重要工作包括:识别使创新驱动增长的各种有效政策,如基础研究、教育、健康和基础设施的补贴政策;平衡的税收政策;创新者免受模仿者侵害的产权保护制度;现有企业无法利用租金阻止创新者进入的竞争政策。


阿吉翁1956年生于法国巴黎,1976-1980年在法国卡尚高等师范学校数学系学习,1980年获得数学学士。1987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7-1989年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助理教授,1990-1991年任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副首席经济学家(Deputy Chief Economist)。1992年以来先后在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伦敦大学学院、哈佛大学经济系等著名高等院校任教。2009年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现为巴黎法兰西学院“制度、创新和增长经济学讲座教授”(Chair of the Economics of Institutions,Innovation and Growth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他的论著涵盖经济增长各个领域,代表作有《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MIT Press, 1998) 、《经济增长》(The Economics of Growth, MIT Press, 2009) 、《竞争与增长》(Competition and Growth, MIT Press, 2006)等。


阿吉翁1987年由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介绍认识豪伊特。他当时刚到麻省理工学院工作,豪伊特是那里的客座教授。布兰查德说,你们有些共同的想法,也许愿意一起合作。相对来说,阿吉翁更专长应用微观经济学,豪伊特更专长宏观理论,两人知识互补,从此开始迄今33年的密切合作。由于合作卓有成效,两人对分享本届知识前沿奖非常满意。


阿吉翁教授与中国学术界往来频繁。2013年12月,他出席第四届财新峰会并发表重要演讲,提出了中国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需要政策上的变革,这包括竞争政策、教育和好的大学、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等六大支柱。2017年,他的合著论文《产业政策和竞争》获第十七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19年10月27日,他作为中美37位著名学者之一在上海共同发布了“中美经贸关系联合倡议”。


知识前沿奖(BBVA Foundation Frontiers of Knowledge Awards)



“知识前沿奖”由世界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基金会于2008年设立,用于奖励世界一流的科学研究和文化创新活动。知识前沿奖共设8个奖项:基础科学(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学和生物医药;气候变化;生态与物种保护生物学;信息和通信技术;经济学、金融学和管理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音乐和歌剧。该奖每年颁发一次。


前十一届“知识前沿奖”获得者中有7位在不久之后获得诺贝尔奖,他们是:Robert J. Lefkowitz(2009年获知识前沿奖,2012年获诺贝尔化学奖);山中伸弥(2010年获知识前沿奖,2012年获诺贝尔医学奖),Lars Peter Hansen(2010年获知识前沿奖,2013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让·梯若尔(Jean Tirole,2008年获知识前沿奖,201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Angus Deaton(2011年获知识前沿奖,2015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James P.Allison(2017年获知识前沿奖,2018年获诺贝尔医学奖),William D.Nordhaus(2017年获知识前沿奖,201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阿吉翁获第十二届BBVA知识前沿奖是否预示着,他离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为时不远。           

(范世涛   魏必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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